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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與反思:19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
        來源:當代文壇編輯部(微信公眾號) | 作者:謝冕 黃子平 王曉明 張志忠  時間: 2020-06-28

        ?  黃子平:各位晚上好!今天由我來主持,我是主動申請兼座談的主持的。我是謝老師四十多年的弟子兼張志忠的師兄,和王曉明也是將近40年的老朋友,因此這個戰略地位是最適合我的。這題目是我和曉明一起討論出來的。今晚的分工是這樣的,謝老師、我和曉明負責回憶的部分,反思就由張志忠來負責。1980年代是什么樣的年代呢?于我來講,我特別看重情感上的聯系,當初我和曉明在溝通這個題目的時候,曉明突然想起來在80年代,我們有過一次的答問。當時林斤瀾先生在當《北京文學》主編的三年里,他著力主辦文學批評的專欄,想要建立青年批評家的隊伍,由我和一些青年批評家筆談,我記得只做了三到四個,里面就有王曉明、陳平原等人。后來我問了曉明,問他有沒有保存相關的資料,曉明便拍了照片給我,居然是他的自選集全選,題目是“答黃子平問”。我讀完之后,感觸頗深,當年的我們能夠談如此有深度的問題,內容是關于作者已死、作家的心理分析等等。它讓我在情感上產生了某種回應,一種懷舊之感。有一段時間,懷舊似乎成了不好的詞語,“一談到80年代就在懷舊”,但我始終覺得不太公道,活到這把年紀還不讓懷舊。懷舊當然是一種情緒,一種情感上的反應。

          為什么光回憶不反思呢?反思是理性的運作,而我現在相當重視情緒上的回應。趁著今天當業余金牌主持人的機會,想問謝老師當年我不敢問的事情。因為我們一說起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談到謝老師的名字一定會和三個崛起聯系在一起,三個崛起和朦朧詩有關系,而且三篇文章發表的方式都很不一樣,謝老師是在《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的?!豆饷魅請蟆肥且粋€知識分子的報紙。孫紹振當初想要撤回自己稿子,《詩刊》的人找到了他,給他發表了。徐敬亞的文章是一篇畢業論文,發表在《當代文藝思潮》,后來這個雜志消失了,主編因此也被撤了。之后,他們在蘭州開了一個研討會,我的朋友李慶西就參加了這次研討會,當時還有北京的中年批評家張炯,當他們三個人在運動員進行曲的奏樂之下步出主席臺向臺下招手,全場迎來經久不息的鼓掌。但李慶西說其實當時臺下的英雄是謝昌余,所有的人都在找謝昌余拍照、簽名,這是1980年代里非常重要的文學事件。那么我當年很想問但不敢問的一個問題是:當鋪天蓋地的批判撲面而來的時候,謝老師當年你有沒有害怕過?

          謝冕:關于80年代的情況,今天我寫了幾句話,我念給大家聽聽,“在80年代之前,就我個人來說,對我們這一代來說,我們沒有青春,我們的青春都被消耗在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當中、大批判當中,那是一個破壞的年代,我從1960-1976年,我一直是個助教,我的工資從46塊到56塊到62塊,漲了16塊。我們沒有正常的工作,我們被趕出了課堂,我們被終止了學術研究。所以80年代以前,我是不愿意回憶的,那是一個破壞的、沒有建設性的年代。事情的轉機發在1976年,1976年之后,黃子平、張志忠、王曉明陸續進了大學,結束了他們在農場上的知青生活。他們的到來也喚起了我們的青春,我們終于有工作了,我們能夠重新站在課堂上、站在黑板前面給他們上課,這是一個無比幸福的年代。這年代開啟了我們的青春,對我們來說,一切都是非常新鮮的,這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活力的年代?!?/span>

          黃子平說到了朦朧詩,我和朦朧詩的遭遇發生在1976年的秋季、初冬時節,在北京昏暗的路燈下,我發現了一個油印刊物——《今天》雜志在路上銷售,至今我已經想不起多少錢了,大約是1元錢一本。這本油印的刊物和墻上的詩歌給了我很大的興奮,我覺得我多年夢想的詩歌狀態應該是這樣的——非常新鮮、帶著活力、充滿著人性的狀態。我終于遇到了自己的知音,我覺得中國的文學藝術有了希望。曾經有人說我膽子大,但是我要說我不是膽子大,因為我對中國詩歌和中國文學的發展有自己的認識,它曾經失去,它曾經步入歧途,但是現在的我看到了希望。我帶著這種希望一直到了80年代的第一年,由北大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和其他的一些單位以及廣西的高校聯合召開了一次中國詩歌座談會,這大概是在新詩歷史以來的第一個關于理論的座談會,我參與了會議的組織與籌備并且在會議上作了發言。我的發言資料來源于《今天》雜志以及那堵墻上的詩歌。當時的論爭非常激烈以至于我陷于孤立無援的狀態。當時的我不知道害怕,我只是憑著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文學工作者的良知而發言。后來一想,才有了害怕的感覺,詩歌界的泰斗反對我,他們都是我尊敬的人,因此對于當時年輕的我來說,我的心中還是害怕的。后來這件事情驚動了高層,我和朱光潛先生都被點名了,當時在匯報的時候,我并沒有聽清楚,北大黨委希望我做一些回應,我說可以,就在北大校報上以記者問答形式進行回應。后來有人問我,我做過檢查嗎?我回應過批判過我的人嗎?我說沒有。但是我向北大黨委做過交代。

          我的命運比孫紹振和徐敬亞都要好。我沒有被停止講課,在講課的時候,我的學生擠滿了課堂,那時候的我有點害怕。當時有一個學生在課堂給我遞條子,說課堂上有陌生人,原來是北大教務部門的先生需要聽聽我的課,但是我在北大的遭遇是非常好的,使我能夠一直教課下去。80年代給了我青春,80年代使我重新開始了我的學術研究,我在80年代那樣令人懷念的環境中做我的學問,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80年代做的。所以你們會感謝80年代,黃子平、王曉明、張志忠都會感謝80年代。

          黃子平:為什么問謝老師怕不怕,因為我們當時跟著謝老師讀碩士的時候,謝老師一下子開給我們200本必讀書目,全部是詩集,里面就包括這些泰斗的詩集,所以我們就很詫異。幸虧我們知道詩集有時候是很浪費紙張的一種文體,所以讀得很快。我們隔壁跟王瑤讀現代文學的同儕,他們也是200本,第一部就是魯迅全集,第二部郭沫若文集,第三部老舍文集,我們早就讀完了200本,他們還在讀魯迅全集。

          謝冕老師的一個關鍵詞就是青春,青春就是無畏。這讓我想起了小時候讀的《青春之歌》,我對里面的一句話印象很深,他們在游行的時候喊“北大北大,不怕不怕?!蔽疫M了北大之后,看到了謝老師一個十幾年的助教,發表了這么大逆不道的文章,面對這么大的壓力,但是北大沒有給他任何的處罰,所以感受到北大的氛圍確實和其他的學校不一樣。那么就需要對比一下著名的華東師大他們的氛圍又是怎么樣的,現在有請曉明老師。

          王曉明:我們都是78年入學,算77級。當時華東師大來了新的黨委書記,這個書記也是吃了很多年的苦頭后恢復工作的,那時候他已經70多歲,一個老干部。當時新生進華東師大之后,對學校非常不滿。我們一進學校,就要在校園里割麥子。我們很多同學原來都是在農村割麥子,拼命考上了大學,還是要割麥子。當時我們在食堂吃飯的時候,只有桌子,沒有椅子,所以我們當時都是站著吃的,同學們都有意見。新來的黨委書記就坐在辦公樓的長條桌子上,他讓77級的每一個系推舉出一個學生代表坐一圈,學生的背后就是學校的處長(領導)坐一圈。學生提意見,食堂沒有椅子,他馬上就說后勤處長處理一下這個事情,碰到任何問題,都當場反饋,這樣的會三個月開一次。他當了不到三年的黨委書記,這個事情堅持了三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當時的大學氛圍。

          我再講一個深圳的大學。1986年,我在深圳大學教了一個學期的書,那時候的深圳大學剛剛草創,卻有一股比華東師大更加明顯的新氣象。首先,學校的黨委書記和黨委委員都是兼職,黨委辦公室同時也是校長辦公室。第二,除了食堂的廚師和學校的門衛,其他的所有服務部門都是學生兼職,當時學校有一個旅館,從經理到打掃房間,全都是學生,也就是沒有后勤。第三,不開會。唯一的會就是食堂開的。當時的深圳大學很荒蕪,老師都住在學校旁邊的宿舍,而食堂每天中午供應一頓的午餐,所以老師都要走一二十分鐘去吃飯,那是全校師生最多的時候。如果學校要開大會,在餐廳里擺一張小桌子,校長們都在那里開會。吃飯的人,開會的人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大家都可以聽。我在那里待了四個多月,每天都在那里吃午飯,只有聽到五六次講話,每次一二十分鐘。深圳大學充滿著新氣象,但也有我覺得很難理解的事情,深圳大學允許老師在外面開店。我為什么去上課呢?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深圳大學上課,他去賺錢,我去幫他上課。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就我所講的兩個例子,加上子平講的北大,我們大概就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

          黃子平:謝謝曉明老師。我對這兩個大學也有很深刻的印象。我和曉明商量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對你而言什么事情是80年代的開始?我先講講我自己。1979年5月1日勞動節,我們宿舍的人非常興奮、匆忙地跑去海淀鎮(現在已經拆掉了),當時海淀鎮的新華書店外面排了200多米長的隊伍,為了買外國名著。這是一件令人非常興奮的事情,原來壓在陰山底下不給看的外國名著,突然在1979年5月1日大量發售。后來我看到木心的一篇散文,也涉及到了怕不怕的問題,木心說,托爾斯泰、愛因斯坦也挨斗了,我同他們一起又有什么可害怕的。這個細節讓我想起了我的80年代始于《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國名著的重新銷售。接下來曉明來回答這個問題。

          王曉明:子平之前在電郵里布置了這樣一項任務,說你要說一下你是怎么意識到80年代的。我想我們當時不是很清楚,不像謝冕老師有很明確的對比,我們還太年輕,并沒有這個意識,直到80年代結束以后才發現那個時代的消逝。我和謝冕先生交往比較深的是在1990年代,在美國進行訪問,在芝加哥子平家住過。我們是去開會的,會上謝冕先生做了發言。謝冕先生具有詩人一樣的情懷,在最開始的時候滿懷深情地說,“新時期結束了”。這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們去回想80年代,當我們意識到那是一個特別的時期,往往是在這個時期的結束之后。而于我而言,有一件事情是真切的,大概是在78年底或是79年初,在華東師大文史樓的課堂上,課堂上(政治課)老師還是照本宣科,但是學生由于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消息,已經有了自己不一樣的想法。課上的老師,在講彭德懷時,還是把他說成“叛徒”,我們同學當中就有人站起來反對老師的意見,課堂變成了一個激烈的辯論,老師還是盡量按照書本上的來講,學生不斷站起來反對老師,最后老師沒有辦法,她哭了,她一哭讓我們所有的學生覺得自己太不懂事了?,F在回想起來,80年代在表面上看起來封閉性還是很強,思想還是陳舊的,但同時新的想法也開始爆發。如果用謝冕先生常用的話來說就是嚴寒和秋天、衰朽和青春的對比,看上去舊的、保守的東西好像還在,其實已經處于劣勢,新的東西已經在逐漸占據了優勢?,F在回想起來,80年代就是這樣一個基本的情況。

          黃子平:我還以為曉明兄會講他跑來溫州買鄧麗君的錄音帶,原來是課堂。這個問題同樣也要問謝冕老師,對你來講什么是80年代的開始?

          謝冕:80年代我開始做一個大學教師。80年代我要開始我的學術研究,而且我能夠把自己過去的思考和我當時的工作結合在一起。在這之前,我只是一個永遠看不到邊的、看不到希望的助教。80年代我走上了學術的道路,這是我的選擇。作為一個教師、一個文學工作者,我應該尊重我的工作,通過教學、研究使我自己也成長起來,所以80年代我是和黃子平、張志忠、王曉明一起成長的。在北京,我看著這些年輕的學者,我的學生輩成長;在上海,陳思和、王曉明、吳亮、黃世安、程德培等一波年輕的學者也在成長,我感到中國的學術希望仍在。我心目中的學者就是他們,我還要向年輕的學者學習,因為他們的成長,我充滿了信心。雖然我年歲已長,但我不愧于80年代所給予我的教訓,正是因為80年代,我能夠成為大學教師、文學工作者,我的研究也正是因為80年代取得了一些成績。要是沒有80年代,我的一生便白過了,沒有希望也看不到希望。那么我的希望是什么?我的希望是文學有了希望,年輕的一代有了希望,我對此充滿了信心。如今我非常珍惜我現在的時光,讓我看到王曉明、張志忠、黃子平也培養了很多學生。中國不能永遠破壞下去,中國的學界應該建設起來,中國的學術應該是健康的、充滿活力的、有著青春精神的。因為80年代,我們有了希望,所以我要對80年代說:偉大的80年代!

          黃子平:因為80年代的終結我們都了解,所以我們不用問,就問開始。我還想問曉明更心理學一點,整個80年代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做成什么和沒做成什么?

          王曉明:黃子平果然提的都是很厲害的問題。80年代的人想法各種各樣,我的同學中有人繼續做文學,更多的是做別的事情。而我相對而言是一個思想相對保守的人。進大學之前,我在一家工廠當工人。進了大學之后,我的想法還是很簡單,我想要讀大學的中文系。曾經我最想做的事是寫小說。當時大學里面有寫作課,每一個中文系的學生都要寫一篇小說、一首詩、一個電影劇本、一篇散文,都要涉獵一些,那時我興致勃勃地去寫小說,寫完之后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是寫小說的料。我沒有那些小說家所擁有的靈氣、創造力和神來之筆,我只是很理性地去構造一個作品,后來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夠做文學創作,也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我對作家抱有難以消除的敬意,因為創作者是了不起。我能做的就是作分析、做研究。在“文革”之前,中國人能讀的中國人寫的文集,除了《毛澤東文選》,就是魯迅的選集,所以從小受他的影響很大。魯迅一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給黑暗搗亂,決不愿意向黑暗屈服、妥協,即使不能戰勝黑暗,也要抗爭到底?,F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幼稚,老是覺得魯迅太悲觀。不能寫小說,就接著做文學研究,做魯迅的評論,做和魯迅相似的作家研究。一個人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夠遂其心愿,但是在追尋想做的事情的路上,岔開了仍然和原來有關,雖然和原來并不完全一致,但至少還是喜歡的。我后來做現代文學研究,20年之后又做了文化研究,大概就是這樣的一條路。

          黃子平:其實特殊的年代會激起我們特殊的愿望,在別的年代不可能產生的愿望,會在某一個年代冒出來。華師大居然有寫作課,北大可沒有。我們一入學,系主任楊晦教授第一句話就是:“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只培養學者”,當時大家都愣了,我們是一大幫文青。我帶著半部詩集跑到北大來,最想當的就是一個詩人,居然說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據說這句話一直延續到現在,歷屆北大中文系主任第一句話就是說:“我們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碑斈甑哪前氩吭娂菑奈以谵r場的時候開始寫,后來半途而廢的原因和謝老師一樣。在一個寒冷的中午,下課的時候經過大飯廳,外面貼了一墻壁的《今天》雜志,當我讀到芒克的詩,“天空,血淋淋的盾牌,黑色的太陽升起來?!碑敃r的我驚嘆,這是什么詩,才發現自己寫的根本就不是詩,自己也不是寫詩歌的料。后來我就去跟一個研究詩歌最杰出的教授當研究生。奇怪的是,我們三個人最后的碩士論文都不是做詩歌,謝老師非常的寬容,允許我們隨意寫些什么,不一定要寫研究新詩的論文,盡管當初用飛快的速度讀完了200本詩集,但是對詩歌的閱讀、研究其實是可以貫穿到所有的文學批評的領域當中去,讀詩可以感受到詩性,可以幫助我們提高思考的敏銳度。后來我就去寫文學批評,通常都是別人約稿,比較匆忙,但匆忙的同時也給我帶來了即時性。有些編輯突然打電話來,讓我為明天才發表的小說寫一篇評論,當時沒有電郵、傳真機,編輯是騎著自行車來北大把稿子給我看的,我看完便匆匆忙忙寫完一篇短評讓他帶回去,這個小說就是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也是我第一篇寫的還沒發表的小說的短評。那種文學批評的即時性,把批評和創作在時間上密切地聯系起來,可能是在80年代才會有的現象。同樣的問題問問謝老師。

          謝冕:剛才王曉明老師說他想寫小說。我想借此機會說一說對大學中文系的看法,我覺得我們的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楊晦先生說的是對的,作家和詩人不是大學能培養出來的。我前一屆的同學當中有一個叫劉紹棠,號稱神童,從小就開始寫小說,但是到了北大以后,第二年就退學當了作家,我很為他惋惜。我以為作家是自己能夠成長起來的,作家有他的經歷、文學素養和表現能力,詩人也一樣。但是在大學里培養一個學者是非常難的,所以黃子平、王曉明、張志忠沒有成為作家,我沒有為他們惋惜,因為他們成為了學者,要知道學者是非常難培養的,這才是大學中文系應該做的工作?,F在許多的大學都在培養作家,我不反對,但我也不是熱烈支持的,我覺得讀書、研究、積累,然后成為一個學者、專家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年輕的我想當什么呢?我想當一個詩人,中學時代不好好學習,物理化學課不好好聽,就在下面寫詩,所以我的理科很差,只會寫作文。后來我后悔了,我不該荒廢學業,直到進了大學我才慢慢地把詩人的夢想忘記,因為我知道寫小說難,寫詩歌更難。除了才智的原因,還有時代的原因,要表現詩意化的內心世界,是不被允許的。我沒有后悔過。他們也受過詩歌的熏陶,這對于我們稱為批評家、學者是有利的,相對于作家而言,做這樣的工作,我們是占優勢的,這是我所堅定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打擊了別人,但是我打擊了我自己。因為讀了詩,我積累了很多材料,因此我擁有作為一個詩歌理論批評家應有的自信,我能夠發言,是因為我讀過,我對創作有所體驗。我培養研究生和博士,從來不要求他們學我,任他們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他們讀了詩歌,他們也編了一本《中國青年詩選》。大學是非常重要的時期,需要我們去思考、去掌握大量的文獻資料,然后才能成為一個好的學者、專家。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可以這么說,但是我知道一個作家是自己養成的,不是大學培養的。他可以在大學里寫出優秀的作品來,可我卻教不出,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成不了作家。對于這一點,我很守舊。我能成為一個學者,得益于詩歌;我沒有成為一個詩人,因為創作太難了。

          張志忠:你們三個講故事,而我要做三個人的評論,這是非常困難的。那我便做一些相關的補充——同時代人的同時代感。正如子平所說,1979年5月,一大批曾經被查禁、被批判的中外文學著作突然重印,新華書店發行。我那天早晨四點多鐘起來到新華書店排隊買書,排隊的人相當多。大概到了10點鐘,等我排到書店門口的時候,很多書都賣光了,這的確是80年代的印記。曉明老師所說的在華師大吃飯有桌子沒凳子,我想起我在山西大學讀本科,既沒有凳子也沒有桌子,那幾年我們都是打好飯蹲在馬路邊上吃。

          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講,跟你們討論李白、杜甫的詩是沒有障礙的,大家面對同樣的材料、同樣的信息,只不過老師比你們早幾年。一講到80年代,除了我們年長一些的老師,很多同學的確沒有辦法去體驗,因為你們沒活在那個年代。關于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這話題還是太廣闊了、太漫長了。80年代對于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要講清楚每個人都可以開一門選修課了。就今天而言,80年代的回憶是興高采烈的,于是大家只回憶不反思。我非常理解這種心態,因為我也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80年代被很多人描述為文學的黃金時代,前些年出過一本査建英編寫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他們一講起80年代,都是講起了80年代的文化陰影,自己在80年代的文化光環。想起這個命題,早晨從五馬街回來,我整整寫了一頁紙。為什么80年代令人興奮,那是因為兩個時代的反差。一方面當年的文化氛圍的確不利于文學的生長,另一方面大學教師都去搞四清、種水稻。改革開放后,反差開始出現了。我們很多年沒有書讀了,我們還算是喜歡讀書的人,在沒有書的年代千方百計地找書來讀,能夠拿到手的書都讀一遍,不管怎么樣我們還是比較愿意學習的,到了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們還算是比較幸運地考上來了。1979年5月我也去買書,買到了巴金的《家》、李賀的詩,辛稼軒的詞全集,而現在網上、圖書館都是書。那時候我們買書都像是過節日一樣。改革開放作為一個起點,我們都不怎么害怕。一個民族從危機中解脫出來,重新尋找希望。當年,我們還屬于青春期,謝老師還說自己在1978年之后開始了青春,青春總是讓人留戀的。我們的青春是和一個民族的復興,和一個國家從低谷走向充滿希望的新時代連接在一起的。

          80年代,我們在學術上做出了一些成績,得到了一些肯定,而且也確立了個人的文學形象,有一定的話語權。40年了,我們還站在前面,沒有被70、80后的評論家、作家把我們擠下去。做文學研究至少還沒有邊緣化,我們還沒有被out。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講80年代還津津樂道。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想起80年代的確有很多的切入點,可以萌發出各種各樣的話題,但確實是需要我反思,那么我的反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們的青春過于漫長,過于自戀。這又從何講起呢?我讀了米蘭·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他講:青春、文學、愛情、革命烏托邦式融合在一起的。但是我們在幾乎是無條件地承認這四位一體的價值和意義的時候,看到了昆德拉對這四位一體嚴厲地批判與反省,我就發現我們缺少這樣的反省、缺少這樣的自我清算。我們當年活躍在80年代,我們覺得自己真理在握,指點江山,但如今想來我們的目光何其短淺,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推出一個新時代、呼喚一個新時代、創造一個新時代,但是我們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文學歷程沒有預見性,這是一代人的致命弱點。為什么到了1990年代,市場化的到來讓我們大吃一驚,讓王曉明、陳思和來一場討論,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的市場化更加明顯,讓他們驚呼人文精神的失落。這是一個非常敏銳的發現,但是我們每一次都是在新的現象面前感到吃驚,我們事先沒有預判。從廣義上來講,知識分子應該有預見性,但恰恰在很多方面我們都沒有預見。從201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擴張,對當下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我們也缺少足夠的預見,這是需要我們反省的。

          再講一講我對當下的判斷,80年代是黃金時代,那個時代激流勇進,充滿了創造的激情,但是今天憑心而論,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實際上已經比80年代走得更遠。今天我們回望的時候不僅僅是懷舊,我們也看到了今天與很多年前的距離,看到了80年代許多的不足與不滿。80年代是一個時代的斷層,歷史的反差太巨大了,用詩句來描述就是“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但是走到了今天,我覺得我們比80年代更加開闊、更加成熟,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確實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超越了80年代,今天是“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更加壯闊了,沒有那么多的波瀾、激流。比如以文學創作為例,80年代的作家,像莫言、王安憶、賈平凹,他們在2001年之后的創作顯然比80年代的成名作好,他們有了新的擴展,新的創造,他們的思想、文筆,也有了新的成熟,已經沒有80年代的生猛之處。再比如謝老師,大家一講起80年代的“三個崛起”——就會想起《在新的崛起面前》這篇文章,今天我覺得謝老師也好,其他人也好,應該走出那樣的文學事件、文學爭論。最近幾年謝老師做了很多事情,組織編寫了幾套關于百年新詩的叢書,比如剛出版的《中國新詩總論》,把相關的理論文章、批評文章都匯編在一起,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難道我們只記得“三個崛起”?當然今天的題目是關于80年代,這個必須談。又比如你見到黃子平教授,你就問他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但是還需要看到的是2000年前后他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批評、反省,可惜他今天來不及講,我也只能提個開始。再比如王曉明教授,他現在做文化研究進入了新的境界,但他的關注點仍然是文學與社會、文學與現實的關系通過文化研究把文學創作,甚至還有更廣闊的城市文化和現實的若干重要命題融合在一起。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80年代,我覺得這個走出是對的,讓我們有了新的境界、新的觀感,也有了新的思考、新的回望。而這種走出是社會和歷史帶給我們的,不是我們自己單靠自己的反省、自己的追問走出去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第一個就是現代化的歷程,四十年前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人講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民族精神的現代化。到目前為止,可能第五個還說不上,但是其他的四個階段已經到了收官階段。從1840年以來,或者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轉型也經過了幾起幾浮,國家的獨立,國家的富強,民族共同體的建設在相當的程度上基本完成了。我們有幸從80年代走來,我們看見了他的低谷,也看見中華民族有非常強悍的生命力。從80年代到現在,見證了歷史的幾起幾落,比起那時的單純、幼稚、青春、憧憬有了更多的思考、經驗和智慧。

          黃子平:你們明白學生食堂沒有凳子的奧妙之處了嗎?站著講跟我們坐著講很不一樣。我們在北大大飯廳沒桌子、沒椅子,在那里就唱歌,唱著《東方紅》的歌曲,改了歌詞“吃要站著吃”。我這個業余金牌主持人經常插科打諢。強調一點,我們不是只回憶不反思,我們只是有明確的分工。坐著的只管回憶,站著的只管反思。其實回憶里面往往包含很多反思,這個我們一定要指出來。為什么要回憶這個不回憶那個,為什么回憶的時候帶著這樣一種笑容或者愁眉苦臉,都是帶有一種反思的味道在里面。其實回憶是什么?有一句經典的話,就是對當下的懷舊,是針對當下的情況引發出來的一種思念,更深刻地說對那些還來不及出現就消失了的歷史機遇的一種懷念、追尋,所以回憶并不僅僅是回憶。

          注:本文根據溫州大學人文學院2019年10月21日舉辦的“2019·溫州大學大咖談”發言整理。由溫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18級碩士研究生歐玲艷整理。原載《當代文壇》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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